他以观点鲜明、作风强硬、言辞犀利为人所熟知。这个特点也使得他成为该领域内少有的颇具争议的官员。

      “要把想法抓紧说出来”

      2016年，朱维群把过去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讲话、访谈收集起来，取其中较为重要和完整的，集结发表成《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一书。

这其中，就收集了他第一篇引发学界广泛关注的文章，发表于2012年2月的《学习时报》，题为《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他在文章中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融合……但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并不是要我们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促进的责任，更不是用行政手段阻止融合，使民族的区分凝固化。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许的。……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有关民族交融、融合的问题，很长时间内被一些人视为“禁区”。一派学者认为，应尊重民族差异，但提倡民族融合；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可以谈交往、交流，而交融不能接受。

      当时，朱维群任中央统战部分管民族宗教、涉疆涉藏工作的常务副部长，此文一出，他和持相类似观点的学者立刻遭到激烈反对。一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朱维群的观点持否定意见的，主要是认为他的观点会损害少数民族的利益；但也有一些学者支持朱维群的论点，认为他的观点只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并不会损害少数民族利益。

      有学者表示，朱维群的观点引起如此强烈反应，与他的职务有关。在大方向上，他认同朱维群的观点，“如果从是非角度讲，朱部长没有任何不对。当然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会用更能让大家接受的方式吧。”

      朱维群向《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了这场讨论：“我发表这些观点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我分管民族工作后查阅了大量有关民族问题的教材、文章，进行了多角度的对比与鉴别。我的观点也汲取了若干学者类似的观点，同许多地方统战部的同志交换过意见。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从民族工作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要否定它，只能以理论施行于实践的效果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为依据。”

      新视角、新观点难免对现有理论形成某种冲击，使得一些学者“觉得我冒犯了他们”。而朱维群也并不忌惮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他人。

      朱维群参与的另一场大讨论，是有关党员可否信教、宗教徒可否入党的问题。

      2011年12月，朱维群在《求是》杂志发表《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一文，回应一些人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宗教打开大门的主张。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党的一贯原则。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信教的党员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的现象，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

      此后，朱维群又数次撰写文章表达了他的观点。

      一名曾与他共事的统战部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朱维群很少在舆论场公开亮相，他的观点一般都是通过政策讨论、文件起草表达。

      朱维群也承认，之所以在2012年前后发表这些文章，是因为由于年龄原因不久将离开统战部的岗位，所以，“要把想法抓紧说出来”。

      不少老同事、老朋友劝他，这样说话容易得罪人。但他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民族宗教工作走向的重要问题。有些话，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他也不说，那么我们对现实问题规律性的认识就无从深化，工作就无从获得明晰的、符合实际的导向，就可能离今天的实际和国家根本利益越来越远。”

      不过，他对自己文章的评价并不高，“现实针对性强，学理基础不足”。因此他尊重学者，包括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学者，“他们之中很多人学问很好。”

      但他无法接受官员在舆论场中只能低调的看法，反而认为一些公共话题，官员、学者和普通群众都应平等参与。

      “领导干部参加讨论要注意防止以势压人，学者也要注意不能靠学术地位垄断发言权。有的问题，对党的事业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政策边界也很明确，却偏偏有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说一些不着边际、跟原则相背离的话，还要强加于人。我当然可以假装没听到。但我觉得，如果任由这个风气蔓延，对实际工作不好。所以，当有关争论涉及原则的时候，我不会背过身去。”

      “需要我冲在前面，我就冲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