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变化。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14年间这3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在数量经济上做文章。也就是说， GDP的增速成了我们考量各地政府的最重要经济指标，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在为 GDP而战，至于占用了多少耕地、砍伐了多少树木、干枯了多少河流、形成了多大污染很少有人问津，更谈不上问责。当然，我们也需要肯定的是，在为GDP而战中，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这种情况终于止步于2014年中央高层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中国经济放弃速度情节，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进行科学发展，对于过去那种高速度增长，我党以“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九个字予以坚决告别。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思路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这个三期叠加的状态上，换句话说，虽然知道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我们还没有清晰而理性地提出经济应该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这一改变发生在2017年，也就是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了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发展高质量的制造业提高到议事日程.制造业的春天来了。
其次，我们再看第二个变化。2015年，由于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引起了中央高层对金融杠杆的高度重视。再放眼望去，楼市的金融杠杆和企业的金融杠杆都加到了中国经济不能承受的地步，为此，中央毫不犹豫地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去杠杆。去杠杆是正确的决定，但一刀切式的或猛烈去杠杆又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我曾在2018年7月16日写过一篇文章《去杠杆是必须的，但去得过急或简单又成问题》，我在文中说：“加杠杆的时候我们错了，去杠杆的时候我们不能再犯错误，要一点一点地去，千万不要一刀切下或一下子抽掉，那样就会导致生产企业、金融机构乃至股市、楼市的资金链条断裂，引发重大风险。高速路上超倍速开车是错误，为纠正错误急踩刹车又是错误。”“我们在去杠杆的时候一定不能过急或简单化，否则反倒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可喜的是，一周过后，7月2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透出信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说：“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从去杠杠到稳杠杆的这种调整，让中国经济避免了因急刹车导致翻车的可能。这是2018年年中，到了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结构性去杠杆”，这就更加精准了。如果说稳杠杆避免了急刹车，那么结构性去杠杆就避免了一刀切，那就是杠杆必须去的要坚决去，无须去的可以不去，需要加的还可以适当加一点，这样去杠杆，这样宏观调控，手法显然更加精准了。
最后，我们看第三个变化。投资方向从全方位的基本建设到有效率的基本建设，再到5G商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的基础建设，这可是不小的变化。全方位的基本建设大家都懂，就是大搞基本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市建设等是我们常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可是随着这些建设的基本饱和，投资的边际效应逐渐递减；后来，中央就开始有指导性地进行有效的基本建设，比如拥有多少人口的城市可以修地铁，比如可以在广大的农村进行“厕所革命”等，总之让投资变得更加有效。紧接着投资方向又发生了重大调整，那就是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特别强调“要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的同时，强调了投资方向的调整，会议要求：“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一来，我们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又可能得到充分发挥了，从看得见的传统基本建设为主的投资形态到看不见的5G商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可是个不小的变化，那些为传统基本建设提供大宗商品或原材料的企业要注意调整战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