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进程中，民营经济大有可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的法治环境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伴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民营经济的法治环境得到逐步改善，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好的形势下，也存在不少影响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积极性发挥的障碍。除了过去反映的融资渠道不畅、税费负担过重、“弹簧门”、“玻璃门”等老问题之外，少数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和侵犯民间投资权益的现象也凸显出来。
近日，由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和中国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主办，青岛三利集团承办的“中国制造2025暨依法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座谈会”在北京睿渊学堂召开。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国制造2025”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主题，分析当前国外内经济形势，着重讨论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如何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与会民营企业家代表，青岛三利集团副总裁崔继红，就“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一事向与会嘉宾介绍了相关情况。
青岛三利集团是生产无负压供水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供水行业的领军品牌。现有职工四千多人，各种专利技术4000多项，2015年产值22个亿，税收一个多亿。因三利集团有品牌、有技术、有实力，以及在行业的领军地位，平度市委、市政府多次前往三利集团考察，上门招商，在政府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和市领导的反反复复劝说以及承诺的情况下，最终三利公司与平度市政府于2009年8月23日签订了《投资合同书》，于2009年9月12日签订了《补充合同书》。
经查阅相关合同及证据，与会专家认为，以上两份合同内容与形式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两份合同合法有效，对平度市政府和三利公司均有约束力，双方应当履行上述合同。因平度市政府不履行合同，导致土地长达六年的时间不能收益，构成严重违约，企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研发的高新技术不能及时投产变成效益，企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直接损失过亿、间接损失几个亿、政府违约金13个亿），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的激情，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年关将至，三利集团干部职工，特别是北京办事处的几百名职工听到三利平度工业小镇的土地被无偿收回的消息后情绪非常激动。这些问题，如不引起高度重视并妥善解决，将会进一步酿成群体事件，势必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影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为此，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将结合三利集团典型案例，就有关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和依法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呈报中共中央有关领导领导同志研阅，供决策层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参考。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树立政府的契约意识，履行政府与民营企业签订的合同，增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做一些具体的服务工作。
部分嘉宾发言
（现场速记整理、仅供参考）
睿渊学堂轮值主席—张伟超
张伟超会长在座谈会的致辞中首先代表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对厉教授以及各位来宾的出席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各位嘉宾一年来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宝贵贡献致以诚挚的谢意，对各位领导，对睿渊学室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张伟超会长讲到，因个别地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导致企业进退两难，困难重重。我们深深感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个案，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调研座谈的形式将出a现这类问题的根源找出来，形成意见和建议报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来研阅。
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总顾问—厉以宁
第一个问题，中国当前最需要信心
我在各地考察以及在北京的一些会议上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信心不足。信心不足影响了我们下一阶段怎么样把中国建成全面小康以及制造业的兴起等等。
信心来自三处：一是应该是加快改革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改革到现在来看还是慢的，而且并不到位。二是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很多，比如刚才听的平度土地纠纷问题，这个企业还很大，那碰到一个小的企业就更没话说了，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么困难，那小企业更不在话下。三是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好像找不到路子来解决。
怎么办？我们觉得应该有信心，首先要做到简政放权三个清单的落实，因为这三个清单是当前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负面清单。就是告诉你民营企业和其它企业什么不能干，别越过法律底线，越过就不行，如果没有讲的就都能干，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权力清单，这是给政府下的，就是说法律不授权你就没有权干这个事，必须得法律授权，你签合同不讲信用不按照合同的规定做那就是乱作为，那就通过法律来纠正它。第三个就是政府和所属部门的责任清单，主要是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任何政府办事都有一定的程序，必须按照程序来办，比如说申请要创办企业你什么时候批准，要有一定的时间，一个月、一个礼拜还是三天，你根据情况定，到时候就一定得批。
负面清单告诉了投资者什么不能干，什么你能干，这样的话大家心中就有数了，负面清单没有的就可以干，权力清单就告诉你法不授权政府不能干，这给了政府一个规则，你必须法律授权以后才可以，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制止政府乱作为，第三个清单就是主要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就是企业既不能乱作为，而且你不作为也不行，三天批就三天批，多长时间批就多少时间，不然别人就可以告你，现在在实验推广自贸贸易区，但这在全国已经是势在必干了，这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讲信心马上就大了。
那么为什么没有信心就是对当前经济下行的看法，经济下行是事实存在的，这要怪就怪前几年乱事太多，前几年好像是促使经济发展了，实际上前几年铺下的烂摊子现在在为它买单。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新常态不是一帆风顺就可以进入的，其中就有尖锐的问题，就是你对过去怎么看，当时有当时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当时为了全国经济不会垮掉要增加就业等等，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目标，如果不能的话反而给今天造成了困难，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总结经验不能简单说“十二五”完了，“十一五”完了就完了，你可以回顾，“十一五”干的事对后来的影响如何，是对是错，“十三五”是对是错。所以“十三五”中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对以前的几次五年规划做更好的总结，经验总结的不够所以造成了现在的问题，但现在已经定了，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认识到中央改革的决心是很大的，措施都是很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的。
第二个问题，供给方的改革或者供给方的调节。
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因为从经济学来讲中国受到凯恩斯主义影响在无形间也是很多的，因为凯恩斯主义就是只强调需求条件，不重视供给，因为供给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近期调节，是短期行为，那就要调需求，这就很容易做到财政该紧的紧，该放松的松，信贷也是如此。所以凯恩斯主义怎么治国，就是需求调节，受了需求调节的影响，所以供给方面的理论就不打中式，其实古典学派供给和需求是同时注意的。自从我们学西方经济学以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批判萨伊定律，因为它代表了资本主义是可以稳定发展，这是错的，所以都讲批判萨伊定律，资本主义不是稳定的。但你仔细研究过没有萨伊是怎么说的，他这样一个理论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实际上就是经济中必须供给跟需求同时注意，供给引导需求，需求又能够引导供给，有这两方面的作用才行。
所以说现在就开始注意到供给问题了，美国里根时期也注意这个问题，这是对的，因为美国70年代发生了滞胀，又是经济停滞又通货膨胀，凯恩斯解决不了，他的徒弟们也解决不了，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就是既然需求不足就不能需求过大，要过大就不会不足，但为什么会发生就解释不了。尼克松总统当时讲怎么办，凯恩斯派的主流经济学家问怎么会出现滞胀，说现在情况跟凯恩斯阶段不一样了，经过第二次大战到了60、70年代的时候经济中存在着两大垄断势力，首先是工会太强大了，工会把握了工资，工资只能升不能降，降工资就罢工，所以就形成了工资刚性，另外一个垄断力量就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垄断的价格只能涨不能跌，跌我就停产，就转入地下交易，市场买不到东西。所以有这样两大垄断势力在博弈，就跟幼儿园小孩子玩跳背游戏一样，经济是如此，工会跟跨国公司在较量，较量以后就会发生物价工资跟着涨。问凯恩派主流经济学家怎么办，然后出了一个馊主意，两个小孩在地上跳，用手按着不准跳。结果就采取了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就是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某年某月某日工资就这个水平，不能再涨，物价也限制某年某月某日，结果美国经济就乱了，美国是最典型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却把这套东西搬过去，怎么行得通。果然就行不通了，尼克松不得不废除新经济政策，他的下台主要是因为水门事件下台，但这也有一定的原因，后面的总统都没解决之问题。到了80年代里根总统的时候开始接受供给学派的观点，经济出问题就是供给不足，就是新技术不足，新产品不足，所以你要解决问题就要增加供给，增加供给的第一要素就是减税鼓励技术创新，在里根时代就度过了这个问题，这是可以给我们作参考的。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这么多年的确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些弊病，所以现在提出了供给，这是恢复古典派的观点，因为古典学派是既重需求又重供给的，两者是互动的，这样就行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既要管供给也要管需求，需求要改革，宏观调控的措施要慎用、微调、预调、定向调，而不要大包大揽大起大落，这是对的。那供给调整怎么办，主要是结构调整，而且是四个结构的调整，第一就是产业结构调整，肯定有些是产能过剩的，有些短板不足的，第二就是区域结构调整，各个地方是雷同的，产业结构都一样怎么行，各地要根据特色来搞出自己的产品，第三就是技术结构调整，我们的经济中最先进的技术究竟有什么，一般的中等的落后的技术有多少都应该摸清楚，该扶持的扶持，该淘汰的淘汰，第四就是资本市场的结构调整，中国资本市场你要想办法让经济起来，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结构的调整再加上技术和资本市场结构的调整才行，劳动力转变过程又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前景在哪里。
对当前政府的信心足了，改革趋势也明确了，三个清单大家也都知道，供给方发力也懂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什么，中国正在发生的第一个大变化你可以去农村看，土地确权是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的一个大变化。我们在浙江嘉兴市考察，村子小的人根本进不去，地上全是红的，因为土地确权被验收了，老百姓高兴点炮竹，土改从来没有放过这么多炮竹，而且是老百姓自己买的放，土地确权，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宅基地的房产权都落实下来了，他的心定了，那土地流转就加快了，田不一定是本地的农民在种，先确权再说，我有证了可以抵押，这个钱就拿去做生意，我们考察苏南的地的是苏北种的，田不一定要本村人种，本村人有更好的发展可以去发展。再有就是现在农村家庭农场的事也出来了，中国从来没听过有家庭农场，美国加拿大有农场，西欧北欧国家该有一点，中国现在是农村在建家庭农场，很多情况你想向不到，第一，他不一定传儿子，行就传你，不行就租给别人种，不逼着儿子学农业。最近出现了两个字是以前没有的，过去只有海归，就是海外学成回国工作的人，现在又出现一个字叫城归，就是指回农村赚钱，这完全是新的气象，农村正在发生变化，有一个县的领导跟我说，我过去最担心的事情是农村里男光棍太多，因为女的都出去打工了，25岁到45岁的男的一半以上全是光棍，农村里没有女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迟早要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男的也回来了，女的从城里还带着老公回来，因为城里大龄女子过多，这都是一些新变化。
最近在北大光华学院开座谈会有个记者问参会专家，请你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你对中国经济怎么起来做一个解释，其中一个经济学家说三个字，多生娃。虽然这个话很简单，但实际是有内容的，要增加消费，因为现在生一个孩子要考虑到将来，这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城归最后的结果都不知道，很多都是你意想不到的，从网上购买商品，那就是电商，电商简单一推广，没想到400万送货员就就业了，中国发展如此快。
中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道德力量调节。
调节分三种，市场调节按照无形的手调节供求关系，政府调节就是一直有形的手调节，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第三种调节，就是道德力量调节。
市场顶多是几千年前才出现，因为部落之间发生交换而有了市场，政府特出现更晚，要到国家建立有了政府才出了法，但人类社会少说存在了几万年，几万年漫长的时间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了，人类社会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调节，就是有了市场也要道德力量调节配合，不然市场就是无序的，政府也是如此，道德力量调节就是自律，文化建设，行为守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就是文化调节，我们要重视这点，中国正在走这条路，因为在过去长时间道德可有可无，这是不行的，你骗了所有的人结果你发现你被所有人骗了。
青岛三利集团董事长—张明亮
张明亮董事长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三利集团的发展历程以及其在行业领域取得的成果，他讲到，三利取得的各项成绩离不开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离不开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支持和帮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三利4千多名干职员工的辛苦付出和努力。他讲到，三利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因为政府个别人不作为、乱作为、利用公权力，玩忽职守、胡作非为所致，但他坚信，困难是暂时的，他坚信政府会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处理这件事情的，他也坚信，三利一定会再创佳绩回馈社会和各界朋友，一定要将三利产品打造成世界一流产品，走出国门，为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两大战略，努力奋斗。
睿渊学堂轮值主席—姚景源
姚景源理事长在发言中讲到，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提到一个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问题是坚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其中第一个就提到企业家的积极性，在这当中特别提出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中国经济现在下行压力比较大，现在来看确实面临了诸多困难，表现突出的就是民营经济，进出口领域问题更多，然而民营经济对进出口的贡献是“正”的，正因为我们有一大批数以几十万计的像三利这样优秀的企业，所以应当说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方面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对于民营经济今后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去扶持保护它，帮助它解决困难。睿渊学堂是服务于民营企业的社会团体，所以我们将会关注三利集团的发展，支持三利集团的发展。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
我先说中国制造2025，民营经济是实现2025规划的主力军，是创新的主力军，民营企业里现在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举个例子就是华为，去年销售额3900亿人民币，研发投入503亿人民币，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4.2%，创造的国际专利1600项，全世界企业排第一，而且多年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累计发明专利7万多项。我想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能够涌现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真是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高兴，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形势和好的环境就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创新性企业，90年代中后期才他开始起步，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超过一个个竞争对手，前年已经超过爱立信，在通信设备制造行业跃居世界第一名。华为很低调，也不宣传自己，但我们搞研究的关注中国工业发展的都知道华为公司是真正中国的龙头企业，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办的最好的企业，中国有十个华为这样的公司，我想2025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每个行业有一个华为就解决了。所以我希望民营企业能够把华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点，把它的机制解剖一下，认认真真向它学习，能够涌现出一批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来完成我们中国制造2025的任务。
就当前来看要实现工业的产业升级，要抓住整个工业行业重大的技术难题来实行协同创新，我觉得有这样几个落后的环节需要政府部门包括民营企业研究机构跟政府一起合作来具体研究这些行业怎么能够搞上去。
第一就是电子芯片，芯片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芯片是电子信息的心脏，电子信息产业我们一年的产值5万多亿，但关键的芯片还是依赖进口，怎么能够把芯片通过自主创新，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搞上去。我记得90年代江泽民同志刚上任的时候到韩国考察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回来给我们讲非常感慨，他是搞电子出身的，当过电子部部长，说三星当时他去的时候投资70亿美元搞芯片开发，我们这么大一个中国一年拿10亿美元搞芯片开发都拿不出来，他就觉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对关键的落后技术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投资强度，三星现在在世界上都不得了了，三星电子销售额4000亿美元，三星化工4000亿美元，一个三星创造的价值相当于一个河北省创造的，它因为在科研上有大量投入才能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
第二就是精细化工，现在我们精细化工一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进口石油2000多亿美元，一个石油化工行业一年进口4000多亿美元，把这些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人，当然我国石油资源短缺，进口石油特别是现在便宜是可以的，但石油化工产品一年仅供2000多亿美元实在说不过去，浙江余姚是全国最大的化工原料市场，这里面原料80%是进口的，我们三大石油公司过去研发投入的强度不够。所以这些精细化工产品长期依赖进口，这也不是什么高技术，只要我们加大投入，想些办法或者引进技术，那么2000亿美元的市场我们能够填补上去1万多亿人民币，这个薄弱环节我看希望在于民营企业，现在中央已经定了化工领域允许民营经济进入，随着民营经济的进入我相信中国的油价也会下降，现在中国油品价格是美国两倍，三大公司搞石油的结果一个是成品油价格是美国的两倍，一个是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化工产品，我相信随着民营经济的进入，特别是在化工领域如果涌现出一些像华为这样的公司，我们进口的2000多亿美元可能就不需要再进口了，利用自己自主创新的产品就可以满足需要甚至还可以出口。另外中国油价肯定也会下降，由于民营经济在进出口上放开，允许进入垄断性行业就会释放出很大的生产力。
第三是航空发动机，这是制约我们的一个心病，我们的大飞机、战斗机包括919的发动机还是用机翼的，我去年去中飞集团，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都跑了跑，说就是因为下达计划的时候把新机型发动机同时下达，这就违背规律了，因为发动机的研发周期比新机型长一倍以上，要提前两到三年把发动机下达下来才赶得上新机型发展的需要，这个事也要作为国家的重点项目进行攻关。
第四是中高档轿车，现在我们的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但一看大街上中低档的车还有点国产的，中高档轿车基本上都是外国品牌，后面加两个字上海，实际上没有我们自己的技术成果，也不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一汽、二汽、上汽这些国有大汽车公司为什么不去搞中高档轿车的研发，把轿车整体车型研发任务交给民营企业，交给奇瑞、吉利等等这样的企业实在说不过去，我建议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要把创造中高档轿车的自主品牌作为一项任务。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过十几年，曾经专门组织专题研究造船业怎么搞到世界第一，还有大飞机，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产品都有自己的规律，需要一个展品一个产品来研究，找出具体的办法，政府跟企业合作，早日攻关，真正搞到2025年这几个突出落后的环节还是依赖进口，那么制造业2025的任务就不能算完成。
另外，现在还有一些高新技术也需要给予关注，因为它可能是下一步引领世界产业发展的技术的源头，一个就是基因工程，国内现在搞的比较好，深圳华大基因在好多方面已经有了突破，现在杂农业、健康、医疗方面已经开始运用于实践了。第二个是石墨烯，全国有几十个企业在研究，作为一种新材料它的用途非常广，用石墨烯做出来的蓄电池装到汽车上能跑1000多里，所以石墨烯要早布局早研究。第三个是激光，美国激光炮已经装到飞机上了，从上面飞一趟激光可以打卫星、导弹、军舰，定位非常准，我们这方面要加大研究力度包括隐性材料等等。第四个是智能制造包括3D打印、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要及早布局，民营企业在这方面要能够跟国企联合起来，跟大学、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共同攻关。
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宋晓梧
三利集团的案例使我想起来我在负责振兴东北的时候接触的一个案例，三利在全国很有名，如果地方发生了违约情况他也感到很困难，还有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这么有名，民营企业在发展方面和地方的关系处理起来确实很困难。我曾经经手过的一些企业，关系也搞的很紧张，我做了一些了解之后发现真的要打官司确实经济学家也好，舆论宣传也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你要听听地方政府的意见，听听当地农民的意见又是一堆说法，我谈一谈中国下一步改革，对于这样一些案例分析看看问题发生在哪里。
关于供给侧，实际中国是产能严重过剩，要这么说还是需求不足，但需求不足又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供给的问题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从三利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到，当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为了GDP增长许诺了很多他自己可能办不到的条件，我看了案例，甲方应该怎么样，一个县是不是有这么大的能力来支撑这样一个企业，结果就是许诺了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各地都有，比如原来我负责振兴东北的时候也是如此。你听企业这边的理由企业说你政府改变政策了，比如当年把一个有色金属卖给企业，结果政府说有色金属是要保护的不允许一般企业开发，就收回来了，钱说早花掉了，怎么打官司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但我问地方政府的时候他说你得考虑我们的难处，我们上面明确下达了投资指标，今年全省要增长40%，那就要招商引资，大家又在竞争，所以我就要用比别人更优惠的条件许诺，我说你要实现不了怎么办，地方官员回答的很简单，三四年以后我就不在这个地方了，大多数地方官员四年就换好几拨人了，很少有一个市长在这干满五年的，所以这又涉及到干部考核体制一整套的地方政府竞争的体制问题，我叫做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地方政府也像个公司，要完成指标，自己直接就和经济的建设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政府本来在资源配置中不应该起决定性作用，但地方政府就是决定资源配置，决定投资，招商引资，每年GDP增长多少。这个体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非常扭曲的权钱结合的体制，又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很大空间。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划清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能够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来看待，像平度这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来讲必然会产生。同时还造成的就是大量产能的重复建设，比如河北钢铁产能2.7亿吨，相当于美国、日本、韩国三个国家的整合，去河北邯郸调查其中有一个武安县，这个县就有18个钢铁企业，每个镇都要建，这不是民营企业非要建，而是每个镇政府都要有自己的政绩，只要有条件就要上钢铁企业，他该镇的财政收入，每个县市也是如此。这样的发展方式在某一阶段极大地促进了GDP的增长，各地地方政府都拼命上GDP，这是我们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发现的，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县域竞争，美国学家也提出来中国地方政府充当了经济的火车头，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正面肯定下来产能过剩的问题无法解决，比如光伏产业，全国600多个城市330多个当时要把光伏作为支柱产业，发展汽车的话汽车就是支柱，结果就造成了新兴产业风能和光伏都严重过剩，所以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的话供给侧也好，需求侧也好，如果不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竞争，中央说GDP不是指令性指标，是一个预期性指标，但到了地方都是指令性指标，到了省就这样，最近只有上海取消了GDP指标，当然不是说全国都要取消，但地方政府不要搞GDP竞争了，否则的话像三利这样的例子还是会层出不穷，各方面的考核都说明了各地方政府违背中央的财政税收政策放权让利来招商引资。审计署在大前年审查了54个县，53个县违规出现了各种招商引资的政策，最后实施不了，平度这个在里面也有一定这样的含义。所以应该重点好好研究怎么能够把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过来，变成真正是地方也是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类的问题很难解决，至于作为个案我们没有调查不好说三利和地方政府怎么样，就是从案例谈谈全国宏观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当前整个经济下行是我们民营企业大部分有着一种茫然的不知向哪儿发展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产生我个人认为关键是当前的方向不明，方向不明的原因是对当前的经济下一步发展判断还不准确，大部分人仍然按照以前的规律认为经济触底以后会呈现b型反弹，我个人认为新常态已经告诉我们这一次是L型，也就是说经济可能会向前再滑坡一段时间。
对这样的判断由于很多人没有了解，去产能在当前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当前的民营企业应该重整信心，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发展核心是民营企业，无论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以及到后台的北京这块，当前要发展必须要做到三个平等，十八届五中全会特地又强调了十八大提出的我们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形成权力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也就是说当前无论是上海自贸区也好，还是负面清单、责任清单以及现在所实行的一些简政放权也好，关键一定要体现到我们所有的不论是东西部、城市农村、大小、国营、民营、外国或中国，所有企业只要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全部都享受权力平等，权力平等就像大学考试一样，每个人都要考试，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权力。第二，光有权力还不行，规则要平等，不能让一些企业受到资质的限制、经营的限制甚至是学识学历的限制导致了一些民营企业不了这些规则，比如有的要进入这个领域，规定必须有三年以上的这方面的经营资质，这实际是一种规则的不平等，我们考试试卷是一样的，规则就是试卷，但只有权力和规则平等还不行，还有机会的平等，你要给他机会，现在我们给民营的机会太少了。
印度的市场经济不是太成熟，印度这块基础设施更不好与中国相比，但在印度一个民营企业的发展告诉了我们尤其在民营企业发展的后面有一个文化在支撑着，我们看一看韩国，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当初动员全国力量打造了LG、三星、现代等等，我们还有一个道德在这，如何把这个做好，我自己在非洲使馆工作了二十年，可以看到印度利用他们的佛教以及经商本事逐渐超过了以色列、西方，现在也正在赶超中国。所以韩国也不落后，他们利用文化产品在支持着韩国的出口商品，所以有人说得好，一个出口商品的后面没有一个文化商品的支持是不行的。
因此，对民营企业来讲，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领域的发展。从目前来看福建在这块走得比较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通过文化把民营企业信心稳住和增长，这是我们下一步一定要做的。
总之，当前我们经济下行不可怕，当前的数字没有达到不可怕，我们应该看到只要我们的信心在，只要我们的方向准，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路子对头，我们民营企业下一步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国务院研究室司长—陈文玲
对于我们国家民营经济的发展现在从理论来讲没有问题，政策也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出在执行层，和民营企业打交道的有关部门。
我记得2003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曾经做了浙江民营经济的调研，回来以后我们写了三个报告，包括《社会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浙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引发的深层次的思考》、《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当时把这个报告给了我们研究室的一位主管领导，那个领导就说《浙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引发的深层次的思考》最好现在不往上报，因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调研我们是决策研究部门第一份送的报告，思考的太深刻了或者超前了，让我换一个主题，说把这个报告换成两个毫不动摇的成功实践，一定要把浙江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国有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成功放进去，这样的话你三个报告才有可能送上去。后来我当时又做了一个补充调研，就是《两个毫不动摇的成功实践》，的确在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也有了动力，而且整个浙江当时确实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潜流，就是向浙江学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经验。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相当不容易的，从它的生存发展到形成制度性的安排，这本身就是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也是一次次的生产力的释放。我们中国走到现在我觉得民营企业的发展功不可没，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比较起来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体制机制的活力，就是那种来自市场的原始创造力和追求企业生存和发展内在的冲动，它是一种内生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推动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持续快速的发展实际是两种基本的力量，一个是市场主体，来自企业的创造力，另一个就是和企业离得最近的基层政府的创造力。现在改革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习主席亲自担任深改办领导小组组长，亲自推动改革，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有若干个改革措施并且一条条都要落到位，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
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确立企业主体的地位就是重塑微观主体，微观主体的再造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革，我们的经营制度也发生了变革，但现在从改革总体来讲到了一个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样一个阶段，生产关系的调整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迫切需要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所以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如果没有习主席提出的改革作为强大的推动力，没有克强总理展现的壮士断腕的精神，没有从自身改革做起，这种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是非常难以推进的，因为这是一场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意味着你要放弃权力，放弃那些不该有的利益。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们虽然说从理论上党中央国务院越来越明确了对国有企业的定位，从制度设计上政策也是明确的，但是从管理方式来讲一遇到相关的问题，从银行贷款到企业准入，那种有形无形的网似乎就罩在那，很多时候就出现不公平，那这种不公平其实不是制度设计，不是说我政策现在对非公有制经济歧视，中央这类的文件出了很多，现在其实连军工都放开了，还有很多公共领域也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政府推进的PPP投资拿出了一大批好的项目请社会资本进入，请民营资本进入，但是为什么这个社会投资意愿不强，刚才厉老对经济做了分析，郑主任和魏部长也都做了分析，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企业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不是帮他一把，再比如我的资金链要断掉了，那国外有企业支持的相关法律，我们任凭企业的资金链断掉，然后就死掉了，政府一点感觉没有，就是说政府没有痛感，那么当企业遇到问题了政府没有站在企业的角度上考虑我要如何帮助他度过困难，我政府如何代表生产力、市场主体、中国经济动力不让这个动力源消失，我认为还没有真正的换位换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做的这种政府思维、政府管理模式以及政府遇到问题对企业的关爱。
其实我们现在政府也有很多顾虑，不愿意跟企业打交道特别是民营企业，觉得风险太大，跟国有企业深浅都没事，但民营企业已打交道一出现问题就把自己卷进去了，所以天然的有一些恐惧。还有的觉得对民营企业还是不能平视而是俯视，觉得你不是我可信赖的力量，还有就是意识观念深处的歧视。另外，民营企业也存在着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如关于民营企业的信用问题，你很难有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对这些企业快速做出信用等级评价，因此我们民营企业现在的这种贷款成本要高于国有企业，很多地方需要有10%左右甚至20%的保证金，用于担保的费用能占到利率的2到3个点，保证金要10%到20%，还要担保物，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占我们整个企业的99%，没有这样的社会信用体系，没有人对企业特别是众多的民营企业作出他的信用等级评价，那么他只能用传统的银行借贷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对你也把握不住到底有没有风险，会不会今天贷款明天死掉，尽管马云说今天很困难，明天很困难，后天很灿烂，那么谁能看到你的后天。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制度性建设的问题，就是我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没有，信用评价、信用产品都没有，没有办法对一个企业的信用做出评价，也没有对企业的成长性作出评价，企业的市场价值有多大，银行贷款说要有市场的，那么它的市场谁来评估，我们第三方评估的咨询服务业不发展，没有人对他的市场发展前景做出市场价值的评估，所以银行也不可能给他贷款。再比如说遇到土地纠纷的问题，有些东西可能有法律规定，有些没有法律规定，有些是擦边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部门如何对这些东西做出界定，如何帮助企业把法律问题理清，真正为企业解决这种纠纷和难题的法律部门是少之又少的，绝大部分都是你有了官司然后委托我给我个标的，我收取法律服务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法律援助体系首先要有对民营企业的法律援助，它有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我们不具备整个的大的制度，就是顶层设计，所以这种问题层出不穷。
所以民营企业要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除了要寻找市场之外，可能还要寻找智力支持，要有人给你谋划未来，要制定未来企业的基本竞争战略，还要有企业的法律支撑，企业遇到法律问题应该及时的把这些问题化解，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还应该有这种对国家的战略，国家的政策，国家布局的总体安排和认知。我们睿渊学堂为民营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这点我认为非常难能可贵，但只有少数的几个团体和组织是不够的，我认为必须形成一个制度性安排，体制性安排，以及为企业服务和排忧解难的行业的整体发展。
原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谷善庆、
关于当前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大家谈了很多意见，我感到都谈的很好，都是经验之谈，这里面我讲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在全党全国要解决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问题，上面动下面不动是不行的，现在有的干部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或者是无能为力的态度，我们要想把改革深化下去和很快的改变经济下行的状况的话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好，因为这里面就有一个动员力的问题，我们要统一思想，统一各级干部，统一广大群众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思想，要解决消极等待、无能为力的情况，不解决干着急，甚至他在那看热闹，这是不行的。我最近在下面也走了一些地方，确实这种情绪必须要解决。现在党中央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我们各条战线甚至每一个人都应该响应中央号召，冲锋陷阵，要有这个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勇敢的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向前冲，为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做出贡献。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中央政策、路线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就是要号召不管哪一条占线，国营经济也好，民营经济也好，农业好，其他政府机关也好，都应该办实事，这次睿渊学堂开这个座谈会就是办实事的一个表现，现在每个行业、每个部门、每个领导都能这样扎扎实实办实事的话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研究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为民营经济排忧解难，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停留在号召上，必须要办实事。
另外，深化改革发展经济，解决目前经济下行的状况，能够把它扭转过来，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要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因为中国有10亿农民，我们能不能把农民当成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之一，这个要解决，那么套是不行的，战争年代靠农民，农村包围城市，现在不是这样个问题，但你毕竟有10亿农民，占的分量很大，他们不是作为被辅助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建设的对象，发展的对象的主力之一。
如果中国把农村的问题解决，我记得在九届人大我有一个关于农村农民问题的发言，那时候我们在财经委，厉以宁同志我发言完了他鼓励了我一下，主要谈了两个问题，包括农业地位和农村现在向何处去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发展农业，就是规模化、企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经营，如果有这个四化农业才能真正发展，才可以摆脱农业靠国家补助的局面，你说日本、美国很发达，但它的农业还是高政府补贴，我们能不能走出一个路子，在这个问题上走在世界的前面，如果这个解决了我们不仅解决了小康问题，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农村市场，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有10亿农民强力的拉动，我们就可以少依赖点国外，这样我们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你制裁封锁我都不怕。
最后，这里面提到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前几天到地方参加一个活动，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看看到处挖的，破烂的山河，这是不行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光是政府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包括建设开发区经济区的问题，我的老家是大连的，开发区建了很多，究竟开发区的效益如何，有一些开发区完全是为了增加GDP，还不光如此，就是为搞一个经济区而搞一个经济区，其实有的开发区基本上没有多少产出，花点钱贷款盖个几间房结果什么也没生产，这不是一两家的问题，这种开发区要它干什么。我跟开发区领导讲我是局外人，但你不要不择手段的饥不择食的去招商引资，到了日本，日本也会糊弄他们，请吃顿饭最后搞个备忘录拿回来交差，实际什么也没有，有的弄来了也是落后的产业。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比如有一个市的这个书记来了搞开发区，然后他调动了以后再搞个开发区，这种事都不少，因此这就造成了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或者是没有效益的开发区。
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徐锭明
我首先推荐一本书，就是关于文化、道德，什么叫道德？所以推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要理性看待很多问题，里面讲天职就是工作加道德，没有道德是不行的，我很佩服企业家，你们是创客，也是创新精神，但现在什么叫创新，什么叫创客，报纸上登了，总理喝咖啡就是创客，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美国一本书叫创客，看完了总结了八句话，知识是共享的，创新是大家的，劳动是自愿的，帮助是互助的，诚信是必然的，道德是第一的，给钱是不谈的，雷锋是人人的，这才是创客。所以我首先要问老板，中国制造2025是什么，它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因此，我第一就是研究互联网加马克思，我重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是人的独立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有人讲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的工业4.0，那我问你工业1.0是什么，2.0是什么，3.0又是什么，你不了解这些讲工业4.0就没有资格，你要了解，工业4.0，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2025最根本的目的是解放人，第一次工业革命人变成了机器，今天我们都是机器，我们都很可怜，可怜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到特定的场所去完成特定的工作，这样怎么能独立自由全面的发展，不可能。所以工信部一个研究会上我问了很多专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目标是什么，人的解放。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变成了人，一个电影演一个工人疯了，中国制造2025的目的就是机器变成人，人是智慧的，是不可靠的，机器是可靠的，是不聪明的，什么叫智慧，什么叫智能，智慧就是会算计，智能是计算，人是做人上人，人真正成为人，现在我们还没做到，所以我希望你们去学习。
我光听你们讲2025，你们了解不了解，2025六重天，智能化生产，智能产品，云工厂，生产到服务，跨界融合，黑客帝国，你到哪一步我没看到，我看到仅仅是一个智能产品，这还不够，什么叫大数据，创建数据仓库，分析海量数据，建立相关模型，接受过去规律，展望未来趋势，数据化为知识，加强风险管理，什么叫物联网？处处是数据，时时借计算，万物互联网，无处不智能，今后我们从小孩子到老将军，一直到我们老了都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传感器，传感器又是什么，电子五官真奇妙，智能世界离不了，上天入地英雄汉，火眼金睛顺风耳，采集数据显神通，酸甜苦辣全知道，出生入死总相伴，网络世界我领跑，我不知道你产品里面有多少传感器，今后我们的身上全都是传感器，从键盘到触摸到现在感应，现在人变了，人是语言之人，口口相传，书本之人，今天是屏幕之人，有段子讲，有来生我不做你的妻子，不做你的情人，我要做你的手机，你每天抱着我。
所以什么叫工业4.0，什么叫2025，一定要弄懂，因此推荐几本书，你要知道创新必须看一本书就是从零都有，创新有两种，就是原始创新，山寨需要，但不能永远山寨，中国经济起不来就是因为永远山寨，请你们看这本书。怎么当企业家再请你看一本书就是犹太创意家，我和作者进行了交流，我说犹太人很有钱他很不高兴，我说犹太人的财富在脑子里面，犹太人占世界不到3%的人口，掌握世界三分之一的财富，90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200多人是犹太人，这就是创意，刚才我们讲了道德、诚信，我们现在能诚信吗？教育你的孩子生人不要理，全是坏人，以色列强大就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战士、朋友和陌生人，我们全都不相信，社会治理成本无限高。第三本书就是创新往哪儿走，今天我没有看到你们的产品，下面产品要认证，绿色发展五大理念，绿色理念是根本，创新是第一发展动力，协调是发展内在要求，绿色第一条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本质要求，你的产品讲到了环保绿色，科技创新是无限的，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再有就是觉悟这本书，他讲了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这是中央的五大理念。
最后讲一个伟大人物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是马克思讲的，硅谷年轻人的哲学思想就是改变世界，再给你们推荐一本书就是硅谷人写的这里改变世界，三利不要吹牛皮，敢不敢喊一个口号就是三利改变中国，三利改变世界，三利了不得，我很佩服你们，但是也不要骄傲，互联网时代对今天的掌控取决于对未来的把握，互联网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双城记写的，互联网有四种人，包括原住民、移民、难民和祸国殃民，你们三利多少是原住民，我是难民，我现在到银行取不到钱，我没有听到你们讲这些。所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有很多新的知识，前两天有个110岁老人过生日，他讲了四句话，新的科技带来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带来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视角带来新的思维，根本是我们要有思维，科学告诉我们在理性中好奇，在怀疑中求真，我们要改变世界，改变中国，让中国人民享受幸福生活，所以习大大讲了，大家发展才是好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真发展，他还讲了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现在到处雾霾，空气如此糟糕，央视裤衩只见小腿不见腰，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上形势，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要正确看待世界，所以小平很伟大，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什么是世界，什么是未来，什么是现代化，我们要了解世界为何样，谁人会知晓，盲人摸大象，冰山是一角，过去我们摸的是外面，今天要摸里面，DNA血压血糖没传感器你不知道，所以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本质就是所谓的你，让我变的更坚强，所谓的我，让你变的更加有效，这是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女士讲的，互联网时代根本改变人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现在我们一些领导不明白，这是移动的知识库，万能的图书馆，这未来还是作战的指挥部，人生的万花筒。
因此，我非常佩服三利，但你们刚才讲的我听的还不过瘾，很多我知道的你们还不知道，如果你讲的比我还新我佩服你，没有我新不行。今后你不但要生产产品智能化，产品所有过程要监管，产品生病你要知道，西门子从生产商转为互联网商，他以后东西送给你不要钱，服务收钱，他知道哪坏了你不知道，云就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再有就是未来的经济往哪里发展，未来的世界经济叫共享经济，资产私有，资源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绿色发展，造福人类。
最后讲一个共享经济的故事，我外孙在澳大利亚，去年夏天带着我妹妹、他妈妈和女儿去新西兰旅游，他在网上通过AIR、BNB定的都是私人房子，房子比旅游旅馆便宜一半，法国人和他通邮件说几间房可以住，冰箱的东西可以吃，小圆子的菜也可以吃，帮我浇浇水，走的时候把要是钱放在哪你就可以走了，资本主义在搞共产主义，我们在搞资本主义原始主义，我跟孙子讲欢迎到中国来玩，你们家的东西我保护的很好。所以道德力量非常强大，我宁可不要兵，宁可不要吃饭也不能没有诚信，现在我们是缺乏，东北出现了注水GDP，平度我把它叫做注水城楼。预祝三利在未来好好发展，一个企业要发展对今天的掌控取决于你的未来的把握，你把握不了未来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所以现在大企业里面都增加了一个人叫未来学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
首先，中国经济遇到了什么问题，经济发展本来是个平缓的过程，突然遇到了困难肯定有一些突变因素，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就是过去这么多年的以生产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大规模出口大规模增长，现在遇到了外需的制约，国内房地产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遇到了拐点，这就造成了我们原来适应中低端产品出口，适应为房地产和大规模基础建设服务的这些产能供需不匹配，这就造成了产能严重过剩，这才有了现在强调的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我们下一个中国是扩大消费需求，现在实际上是不适应中国消费升级的需要，造这么多产品需要不了这么多，但我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又提供不了，高端产品中国人还得去国外扫货，这些服务就更多了，包括高端教育、高端医疗的这些市场我们都让给国外，所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变化，这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在适当的扩大需求的同时主要是在供给端发力。
第二，2016年我们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和过去任何一年相比2016年都是最困难、最关键、最复杂、最纠结的一年，至于说跟今后相比是不是这几个最不好说，但跟以前相比肯定是这样，因为我们说的经济新常态，增速放缓，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增速现在已经下来了，问题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建立在结构优化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光速度下来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从哪来，结构优化又谈何容易，首先要调整，多的退出去，少的补回来，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才能实现，因此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今年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可能在三四季度经济下行放缓触底甚至回升，但结构调整的阵痛还会持续，困难程度还笨可能加大，没有个三五年的调整这个难关是闯不过去的。
第三，这些问题要做这样的调整的根子在于利益格局，财税体制，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大一统，那个时候在哪个地方放大项目地方政府都不干，为什么改革开放都抢着上项目，就是因为财政要吃饭，地方要GDP要税收，这从什么地方改革，要把我们的间接税改成直接税，以前地方收入就是卖地盖房子，现在地卖的差不多了，房子也没人买，那税收就从直接税来，就是房产税、所得税，有人有房子就要交税，当然这个不能从老百姓兜里掏，必须在大家收入增加的基础上，住房如果收房产税，为什么造成这么多年的房地产的畸形发展，闲置率太高，就是因为大家看到放房价涨，就是因为我们持有成本太低，要增税但又不能直接从兜里另外掏钱，可以采取比如房产税补贴的办法，所以就是要改革和进行利益格局调整，过去大家讲我们高速增长的密码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是火车头，就造成了我们现在重复建设，过去市场空间大体不大，增量调节，市场几乎是无限的，现在遇到了瓶颈和需求的制约，这这条路就走不通了，改革很困难，但不改原来的增长模式就转变不过来。
第四，困难这么多但还是有希望，信心非常重要，经济学家说有个叫繁盛效应，什么事情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往往就真的会出现这个效果，但这个信心要建立在对形势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信心太足不行，看不到困难要么就是盲目投资，要不然就等形势好了再上，看到现在的困难做调整，但信心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搞的好，真正创新驱动，效率驱动，中国经济就仍然大有希望。在一些劣势企业的眼里看来可能是挑战和困难，但优势企业来看恰恰是低成本扩张的好机会，别人让出资源，使得资源有可能优化配置。
旁观者清，我看德国的一个杂志上讲中国是各大经济体当中唯一进行真正改革的国家，其他国家改不动，它认为在过去五年中国平均给世界经济增长有35%的贡献率，当然再往前说更多，曾经说过50%的是中国经济的贡献，今后几年中国经济仍然可能可以给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这就是说外面也很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说困难其实别的国家比我们更困难，美国经济也不是说有多好，制造业没上来，失业率又有反弹，股市因为过去是零利率，要加息股市也就下来了，日本欧元区国家也都不怎么样，欧元区国家我看斯蒂格利茨讲过21世纪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第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一个就是中国的城镇化，他前几天在深圳有个演讲和答问，他认为2016到2018年很可能世界经济会发生新的危机，倒不是因为说中国的问题，而是从欧洲来讲，说欧元区国家现在是巨量的量化宽松，那个东西可以度过暂时困难但不解决根本问题，日本也是这么做的，下一步问题就会出来了，像希腊、西班牙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再加上难民危机，所以下一步欧元区国家到底会出现什么问题有待观察，有可能会发生一次新的危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负增长4.7，巴西负增长3.6，今年也好不到哪去。所以相比较而言，无论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来讲中国经济都是比较好的，至少不是差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心。
关于三利的土地纠纷我是这么看的，和地方政府打交道我有一个朋友说过企业再大也是企业，我地方政府再小也是政府，其实这个话应该反过来说，你政府再大也是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再小也是企业，企业也是市场主体，他的意思就是说再大的企业在我这个地方我也是管你的。土地纠纷说不清楚，之所以产生平度这样的情况和地方政府拉项目、拉投资、办企业以及要GDP有很大关系，把你们请到那去原来答应的条件不兑现。其实像征地问题不应该让企业出面，在现在这个阶段土地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面，政府应该面对拆迁，让企业直接对征地农民的话说不清，要么就是雇一些黑社会强拆，要么是农民漫天要价，应该有地方政府按照尊重市场规律，同时又按照公平正义、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解决，征地无非就是城郊土地，土地增值不完全是土地本身带来的，而是经济发展周围的基础设施改变了，极差地租不应该完全给农民也不能不给，这就有一个利益分配问题，这让企业分配是很难的。
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体制机制和法制环境的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经济发展也到了一个转型升级的艰难时期，法律纠纷今后可能还会增加，企业怎么样规避风险，执法懂法用法，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今后几年中我觉得这些案例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复杂，要想在这些方面更好的规避风险，保护企业的权益自己就要加强这方面的风险管控，同时要运用好武器来合理的解决这些纷争。
出席座谈会的部分嘉宾
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经济 学家、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总顾问
朱维群：十七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谷善庆：原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军区政委
李 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张伟超：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郑新立：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侯云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魏建国：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副主席
岳宣义：原全国人大代表、司法部原副部长、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轮值主席、中国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主任
刘家琛：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杨正泉：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原副主任
贾 祥：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原副书记
宋晓梧：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原党组成员、国务院体改办党组成员兼秘书长、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副主席
张玉香：农业部原党组成员、总经济师
徐锭明：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姚景源：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郭文圣：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副主席
何德旭：中国社科院经贸所党委书记
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
何政清：睿渊学堂秘书长
周 帆：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尚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座谈会集锦
承办单位简介
青岛三利集团始建于1992年，专注于城市供水安全系统设计，城市高层建筑供水技术研发，供水设备生产制造，智能水泵、智能电机的技术研发和生产，是国内唯一同时具备设计、生产、安装资质的供水领域专业化集团公司。集团目前共有A、B、C、D四个园区，占地2000余亩，下设青岛三利中德美水设备有限公司、三利智能动力有限公司、三利泵业有限公司、三利莫丽斯酒店、三利艺术团等二十多家子公司。
三利集团以“科技先行、质量为本、信誉至上”为指导方针，自1997年发明无负压技术以来，着力打造智慧城市供水安全系统，通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等实现城市供水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供水方式，开启了环保、节能、安全的绿色供水新时代。三利集团拥有专利技术三千多项, 获得五项国家金奖，八项 “国家重点新产品”，编写了《无负压供水设备》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荣获行业内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并成为“广州亚运会给水设备独家供应商”，六十年国庆时无负压供水技术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档案。三利集团被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授予 “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是山东省首批履行社会责任达标企业。 2014年，技术先进，工艺精湛的三利水泵和电机隆重面世，“五年包换，十年保修”的承诺再次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机械制造业的奇迹。
三利集团一直秉承着“让用户100%的满意，让100%的用户满意”的双百方针，通过军事化管理强化企业的执行力！规范企业管理，打造一流团队，制造一流产品，创造一流企业。中国供水行业的世界品牌，由此在三利诞生！三利制造，值得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