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化，以往从未有过。

首先，贸易不再是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割裂下的发达国家内部贸易，而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依据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例如，高收入国家出口以中低收入国家为对象的比重，从1990年的12.9％提高到2017年的29.1％，进口则从14.8％提高到34.2％。

其次，经济趋同现象第一次发生。1990年至2017年期间，从各收入组别的平均水平来看，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实际增长速度都显著高于高收入国家。结果是中低收入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22.0％提高到35.3％。中国在中低收入国家GDP总量的占比，则从9.9％提高到36.0％。全球经济趋同也创造出全球减贫的显著成绩。

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使资本所有者，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者到华尔街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但是，资本所有者在政策决策中具有很高的谈判地位，低收入者和中产阶级未能充分分享全球化的收益。

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对此难逃其咎。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以及美国社会舆论对此看得很清楚。社会再分配的差异，把美国与瑞典截然区别开来：最富裕20％人群拥有全社会财富的比例，瑞典是33％，而美国高达84％。

嫁祸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无非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缺乏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要么是转移矛盾，不惜以伤害全球经济和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为自己增加选票。不管怎样，这种做法从思想方法上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对其他国家也好，对自己的选民也好，有百害而无一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进入前十位经济体以后，中国以其巨幅及稳定的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作出显著贡献，尤其表现在贸易扩大、经济趋同、快速减贫等方面。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超过了1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贡献更是始终保持在30％左右。1990年至2017年期间，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及其增长，世界经济会损失0.43个百分点，即增长率会降低15.4％；2007年至2017年期间，这个损失则会高达0.61个百分点，降低幅度可达25.6％。

美国同样高度依赖世界经济。其制造贸易争端并不断升级，试图打击中国经济，阻挠中国的发展，必然以极大的程度损害世界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使世界从现有成就上倒退。

这种倒行逆施对美国经济自身会怎样呢？国际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现象，可以叫做“外溢”引致“回溢”，于今而言，美国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巨大负外部性，在伤害其他国家之后，终究会形成反向影响，使自身经济反受其害。

实际上，对于贸易战的升级，我们并非没有准备。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美国一意孤行升级贸易争端，充其量就是“黑天鹅”和“灰犀牛”两种事件的组合，都在中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预判之中。所以，事态发展绝不会干扰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日程。

放弃反制、坐以待毙绝非面对挑衅的通常做法，更不会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之所为。换句话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贡献不在于此。中国在维护全球规则和秩序、稳定世界经济方面的作为，都要靠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国深深懂得，改革和开放都会带来真金白银甚至立竿见影的红利，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关键所在。外部压力不会减弱，反而只会增强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感。

总的结论是：第一，美国破坏全球贸易秩序、伤害世界经济增长，乃至阻挡经济全球化不得人心。第二，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破坏作用，不仅造成中美双方损失，也直接伤害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这种行径必然激起各国的反对，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发展中国家因素必将发挥重要作用。第四，中国不想战、不恋战、不怕战，以战反战是合理的做法。同时，将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推进改革，用改革红利稳定增长，用社会政策稳定民生，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维护经济全球化。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