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更是在公司总部举行了长达150分钟的圆桌采访。针对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行政封锁，任正非明确回应，这些行为不会对华为产生太多影响，“所有高端芯片都可以自己制造；5G也不会受影响，而且两三年内别人追不上我们。”
何庭波和任正非的先后表态，不仅给华为合作伙伴、乃至广大中国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也让世人惊叹任兄的深谋远虑，让世人折服任兄的雄才大略！
但是试想，如果不是任正非的战略远见与企业家精神，华为会不会有“备胎”？如果华为是一家治理不稳定的公司，任正非还会不会有这种战略远见和企业家精神？
如果华为没有“备胎”，面对美国近乎疯狂的打压，华为还能不能站立得住？那可能不仅仅是华为的悲哀，也是全体国人的精神摧残。
“备胎”让国人振奋，华为成为一种精神力量，任正非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任正非的确能称得上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企业家，他的坚韧、毅力、远见都让人敬佩，但他的企业家精神与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更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企业家精神是“国之利器”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对于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将其视为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素。在中国，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理论观念和思想层面的全面提升与普及。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自由市场传统和理念沉淀的国家，对于企业家作用和企业家精神的重大价值，我们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漠视，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人为矮化。
由于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及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受制于理论认知、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金融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在我国，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与企业家群体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对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进步动力的影响与作用的认识也远远不够。
任正非带领华为发展三十二年的经历充分证明，企业家精神是“国之利器”，是卓越企业的必需品，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华为的实践看，奋斗的精神、团队的信心、创业的激情、战略的高度、文化的氛围无不建立在创始人的领导力之上，任正非个人非凡的企业家精神在华为创业过程中起到了根本与核心作用。
同时我们也看到，真正的企业家与普通商人的不同在于，企业家也考虑利益，但情怀与信念为先，商人也有情怀，但把利益看得更重。
一名经济学家曾经论证说，精神和信仰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为了保持和激励这种信仰，政府需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家的自主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财富保有并增值的秘密所在。
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个别商人的一些不当行为，由于社会还缺乏对企业家与商人的共同认知，加之社会几乎以“完人”的衡量标准评判人，不少富有情怀的企业家也常常因为一句话或一件并不出格的事情，遭遇媒体的抨击与舆论的非议。
就像任正非先生讲的：“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
也有一些“吃瓜群众”不考虑历史背景、不考虑现实场景、不做任何调查研究，一味地给企业家栽赃找茬，给企业品牌信用造成很大影响，严重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这都给企业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因此，如何营造一个能够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如何创造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的治理环境，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话题。
稳定的公司治理是“国之重器”是企业家“深谋远虑”的底气与资本
华为从创立开始，历经了员工持股、虚拟股权、“饱和配股”及员工全额股份持股制度。
华为2018年年报显示，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达96768人，任正非虽然仅持股1.14%，但拥有决定华为前途命运的“否决权”，实际上是在公司治理上创新设计了类“AB”股制度。
《华为基本法》中明确，“我们认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利用股权的安排，形成公司的中坚力量和保持对公司的有效控制，使公司可持续成长。知识资本化与适应技术和社会变化的有活力的产权制度化，是我们不断探索的方向”。
华为是全体员工的华为，华为是中坚力量控制的华为，这是任正非与华为真正的底气与资本。
华为的治理结构不仅可以保证“独立自主，共同传承”，而且能让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让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共享发展成果，真正实现了“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追求。
这种治理结构的特点是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的一股独大，因为他们肩负着员工股东的责任，同时又具有极其稳定的治理结构。
企业家如无需为治理稳定操心费力，就完全可以心无旁骛、深谋远虑、舍我其谁地去考虑企业的“生与死”，开足马力推动企业发展，如履薄冰防范企业风险，这才是华为“备胎”背后的深刻逻辑。
与华为海思奋斗八年终成正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行业巨头的中芯国际，却因为股东间利益争夺，人事动荡、方向不明，最终元气大伤。
我们终于理解了任正非说的“除了不让资本进来，其他都可以讨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任正非对资本的排斥不无道理，但企业的发展又无法离开资本。
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地域、创业方式、行业类别等方面原因，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具备形成华为模式的条件，但我们能否探讨一种既不影响企业使用资本、又能控制资本任性的创新制度，这已经成为时代交给我们的课题。
同时，从资源与价值的观点，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今的经济社会已完全不同于十九、二十世纪资本短缺的时代。
相对资本，优秀企业家已成为真正的稀缺资源，企业治理的核心本质已发生变化，智本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资本。
仅靠股权、资本形成稳定的公司治理，不仅一些优秀企业家的资本实力难以企及，也会严重制约企业家精神的有效发挥。
改革与创新公司治理制度，让真正的企业家拥有一个稳定的企业治理环境，让中国先进的公司治理制度成为不断产出世界级企业家的“国之重器”，相信我国的经济、科技后发优势会再次迸发出来。
全面改革创新公司治理制度
让中国有更多的“备胎”企业
更多的“华为”和更多的“任正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第一次以专门发文的形式肯定企业家精神，在思想和理论层面的重大突破意义。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保护企业家阶层、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建设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分析这些企业的成长历史可以看出，除部分国有企业外，几乎所有优秀企业都是稳定公司治理与优秀企业家的结合体。
不管是任正非的员工持股、张瑞敏的集体企业、宗庆后的家族持股，还是马云与雷军的“同股不同权”设计，尽管企业的治理形态不一，但共同特点是公司治理稳定、企业家都完全能自我控制，资本都难以任性起来。
没有资本乱战隐患、又能长期掌舵的企业家，一定会立足长远、舍得投入，理想与情怀就会变成一种持续的奋斗动力。
相反，一些缺乏稳定设计或制度保护的企业，就随时存在遭受资本大鳄袭击或行政干预改变企业性质的情况，使企业家在防范治理危机上消耗大量的精力并难以从长久计，严重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难以让人看到他们在战略推进上的深谋远虑。
有人讲，“治理稳定的企业未必能产生优秀的企业家，但真正的企业家一定出自不被资本绑架治理的企业”。
培育企业家精神不是简单地倡导出来的，而是靠稳定治理产生的使命感与自我信仰力量激发出来的。因此，国家应从两个方面支持企业家拥有稳定的公司治理：
一是出台政策支持与保护企业以市场化方式组建、经营公司，并稳定治理，有效防止资本“大鳄”对优秀企业的资本冲击，坚决制止以行政手段改变公司治理的不当行为，解除企业家治理公司的后顾之忧。
同时在大的制度改革前，可通过调整金融政策、为企业家提供融资支持等，帮助其稳定优化股权结构，延续治理文化，持续创业基因，稳定创业企业家发展预期，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不断提升企业的战略布局与持续创新能力。
二是以足够的魄力全面创新治理制度。与资本相比较，企业家精神与“智本”是真正稀缺的社会资源，更多地让企业家而不是资本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会成为时代的一种必然。
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设计出了股权委托、AB股制度等有利于企业家控制企业的相关制度。如美国AB股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在1928年，美国在《统一商业公司法》中，就明确了表决权信托的相关规范。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小米的“AB股”制度都是借用海外的治理制度，实现创始企业家对企业的长期控制，避免因为企业家与资本的矛盾而改变企业的发展战略。
这些举措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稳定企业治理、发挥企业家精神。
国务院也明确“推动完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资本市场相关规则，允许科技企业实行‘同股不同权’治理结构”。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仅限于今天看似更迫切的某个行业，应着眼于全局与长远，把有利于生产力解放、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红利释放到所有行业：不仅是科技企业，还应包括金融、文化、教育等以人力智本为核心的行业。
同时也不能仅限于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制度的学习跟进，还应该逐步实现制度的超越与引领。
我们既要全面借鉴发达国家的创新治理制度，尽快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稳定的治理环境，更要结合国情全面梳理中国企业的治理困局，从合理性、科学性及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的角度，深入探索公司治理制度上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创新突破，给企业足够的治理选择空间，给企业家足够的创新发展动力。
当然，国家也应该不断营造社会理解企业家、肯定企业家、支持企业家的良好社会氛围，大力表彰具有创业与创新精神，特别是在上缴税收、解决就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让企业家获得应有的社会尊重。
中美经济贸易竞争与对抗，其实也是企业综合能力与实力的较量，是企业家精神与能力的竞赛。
华为“备胎”事件如果能真正引发社会对我国企业治理制度层面的深层次思考，如果能以新时代的改革魄力创新建立起与国家经济地位相匹配、世界一流的产权保护制度、公司治理制度与企业家支持计划，如果能营造企业家受人敬重的社会环境，真正形成庞大的企业家阶层群体，则五年、十年后就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华为”、更多的“任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