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关系国家安危、人民幸福。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

中国的粮食安全发展之路令世界瞩目，

共和国粮食之基更牢靠、

发展之基更深厚、

社会之基更稳定。

近14亿中国人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

也为世界粮食安全贡献着中国方案。

猗猗嘉禾，今盈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和安。

此时正值盛夏，从江南鱼米乡到中原大粮仓再到东北黑土地，自南向北，田野上展现一派收获的希望。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6月12日在河北省南和县宣告，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月13日，河北邢台清河县小麦开镰收割，全县小麦产量预计比上年增产1成。夏收期间，全县有400多台联合收割机在不同区域展开作业。（乔金亮摄）

在东北，秋粮作物已完成播种。粮食第一主产省黑龙江，昔日北大荒已变身北大仓。田成方、路成网、林成行、渠相连，肥沃黑土上农机纵横；仅黑龙江农垦每年调出的粮食即可供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等共一亿多人全年的口粮。各类农民合作社在龙江大地开花结果，大农机，大水利、大合作、大科技，黑土地上展现着现代农业的大气魄。  

在中原，丰收的小麦刚刚颗粒归仓。小麦第一主产省河南，已发展为国人的“主食厨房”。河南开展小麦整建制高产创建，从统一良种、肥水管理到病虫防控、机械收获，逐步推行标准化生产。“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当地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业和主食提升工程。如今，中国人每吃四个馒头，有一个来自河南；每两个速冻水饺，有一个来自河南。

在江南，早稻已收获、中稻在成长。水稻第一主产省湖南，享誉国际的超级杂交稻从这里走上国人餐桌，走向了世界。袁隆平院士领衔的超级杂交稻，代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水稻品种，不断刷新着水稻高产的世界纪录。新世纪以来，超级稻不断从“高产”向“绿色、高效、品质”迈进。这里的稻田还推广了稻虾、稻鱼、稻蟹等立体种养模式，节肥节药、生态绿色，让人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

长期以来，西方对谁能养活中国人心存疑虑

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一直存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放言：“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罗马召开，各国代表听到了恍若世界末日的预测。一些专家告诉他们，据测算，由于人多地少等原因，中国绝无可能养活10亿人口。

养活中国人的注定是中国人自己。对比美国等新大陆国家，中国确实是人多地少，但中国人的能动性却不可小觑。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包到户，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的先河。曾经在很长时期内，这个淮河边的贫瘠村庄一直饱受饥荒之苦。但到了1979年，如同释放了魔力，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之前的每年3万斤一下子增加到13万斤。

“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让小岗村民没想到的是，全国各地的人们蜂拥而至，纷纷来学习“大包干”经验。从1982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3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包产到户给予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正式登上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舞台。到1984年，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

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对此，西方世界并不相信，他们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质疑依然不时出现。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在其《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表达了对中国粮食供给的担忧，认为未来即使全球的粮食生产也难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多年后，就连布朗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谁来养活中国》出版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提高谷物的产量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么做的结果是，中国成为基本上可以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

按照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粮食增产的持续时间越长，出现拐点的几率就越大。但是，在经历了多年连续增产之后，中国粮食发展始终高位运行、后劲十足。回顾世界粮食发展的历史，排名前6位的主要产粮国中，只有美国在1975年至1979年、印度在1966年至1970年实现过五连增。而中国在2004年至2015年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奇迹，此后连续稳定在1.2万亿斤的高位上。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之路。

数字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远远高于布朗预测的42.5%的粮食自给率。粮食总产连续7年超过1.2万亿斤，去年达到13158亿斤；人均占有量超过940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是8亿人吃不饱，现在是14亿人吃不完。”产量连年丰收，质量越来越好、结构更加合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市场最有发言权。近年来，不仅粮食市场供给充分，肉蛋菜果鱼等产销量也稳居世界第一，人均占有量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从城镇超市到乡村集市，粗粮细粮一应俱全、蔬菜副食目不暇接，“菜篮子”丰富，“米袋子”充实，“果盘子”多彩，成就了时和年丰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克服了自然灾害频发、资源约束趋紧、生产成本攀升、务农人群老龄化等诸多困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亮点之一。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2011年，时任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总干事撰文指出：“当我在世界各地访问时，人们问我为什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饿，中国就是我的答案。”2016年，时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劳伦特·托马斯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来，粮农组织非常自豪地见证了中国以仅占世界9%的可耕地面积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22%人口的瞩目成就；欣喜地看到中国从早年的粮食受援国转变为向许多南半球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粮食解决方案的主要援助国。

中国人碗里装的主要是中国粮，靠的就是中国的种子

在北京的北三环联想桥东南角，有块占地150亩的“世界最贵农田”。与高昂的商品房价相比，这块地皮更加珍贵，它连接着中国1亿多亩耕地。这些年来，从中国农科院的这块试验田里，科学家培育出中单2号、丰抗系列冬小麦等多个主力品种，单品种累计在全国推广面积均过亿亩，其意义更不可估量。

距“最贵农田”两公里多的中国农科院大院里，有一座不起眼的三层红砖小楼。推开厚重的金属密闭门，立着一排排高大的架子，上面摆放着许多贴着标签的铁盒，40多万份种质资源在此沉睡。这座小楼是始建于1986年的国家作物种质库，堪称农作物的“诺亚方舟”。在零下18摄氏度、相对湿度低于50%的贮存条件下，种子寿命可延长到50年以上。这是中国种业创新的“根据地”和“保险箱”。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能否很好地掌握种子的选育、生产、加工技术，能否把优质品种推广到田间地头，关乎一国的粮食安全和百姓能否吃饱饭问题。

↑海南三亚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里，育种人员在对新品种的抗虫性做试验。（乔金亮摄）

这些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位于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都会迎来全国700多家科研单位的“育种候鸟”。得益于独特的光温热资源，通过在海南加种一代，育种周期可以缩短一半时间。对于育种科学家来说，不断繁育出新的种子是其使命。60多年的南繁，一代代中国育种家们远离家乡专心搞科研，选育出了无数良种。

4月一天的正午，正是三亚气温最高的时候，83岁高龄的著名玉米育种家程相文依然在南繁基地紧张地工作着。面对经济日报记者的询问，他说，“玉米最佳授粉时间是在中午时段，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他头顶烈日，吃住都在玉米地边搭建的简易板房里。程相文连续53年的春节都是在南繁基地度过的。他引进和选育了39个玉米新品种，推广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

 ↑从事玉米科研53年来，玉米育种家程相文一直坚持南繁、坚持下田。（乔金亮摄）

程相文和南繁专家们废寝忘食，追求的是良种对单产的贡献，承受的是国际种业竞争的压力。“种地不选种，到头落个空”，良种对单产提升的贡献率达四成以上。在有限的耕地上挖掘产量，玉米育种专家们费尽了心思。在他们的努力下，改革开放之初玉米亩产只有不到360斤，本世纪初已达640斤。

然而，一场种子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我国种业刚刚市场化并开放市场，而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扩张之时，民族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

在国家种业新政的支持下，育种成果加快从高校院所向种业企业转移和农民大田应用。目前，我国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品种，玉米自主品种占85%以上、蔬菜占87%以上，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种粮大户张强说，“前些年，我的玉米用的是美国先锋公司的种子，现在1万多亩地都已经换成国产的了。一开始也不信，国产种子能比国外的强？2012年试种了600亩，结果发现国产品种不仅抗大小叶斑病，还抗倒伏”。

今年2月，新的国家作物种质库项目在中国农科院破土动工。新种质库设计容量为150万份，是现有种质库容量的近4倍，设施条件更好，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更高。新的种质库建成后，将与现有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心、国家农作物基因资源和基因改良重大科学工程等一起，构成系统完整的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鉴定评价、创新研究和开发利用体系，为现代种业奠定坚实基础。

翻开农作物育种领域论文数量排行榜，中国连年稳居榜首，超过美国、日本等国家，占全世界的20%。这些年来，程相文内心始终有个信念，“我们有世界最丰富的种质资源，也应该有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现代育种产业。”中国种子协会专家顾问组组长李立秋说，截至目前，全国选育农作物品种4万多个，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达到2.7万个，授权品种超过1.1万个。据统计，2018年品种权申请量4854件，居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育种家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利用我国优质种质资源，培育出超级稻、矮败小麦、杂交玉米等一批国际领先的革命性品种，推动全国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新了5至6次，每次更新都增产10%以上。在广袤农田里，他们一次又一次创造了人类粮食生产的新高度。我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和品种：袁隆平和超级杂交水稻、李振声和远缘杂交小麦、李登海和紧凑型杂交玉米……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中国人饭碗里装的粮食，靠的就是这些神奇的种子。

创造中国粮食生产奇迹，离不开农业科技

如果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那么一项技术则能创造一个奇迹，创造中国粮食奇迹的正是中国农业科技的进步。与良种相配套的耕作技术、栽培技术、植保技术和灌溉技术，确保了良种的田间表现，有效提高了亩均产量。

 如今，我国已迈入世界农业科技大国行列，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原生质体培养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超级稻研究与新品种选育更是领先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的27%，提高到2018年的58.3%。1978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仅337斤，1982年突破400斤，1998年突破600斤，2018年达749.4斤。

现代农业技术同样降低自然灾害的影响。涝是一条线、旱是一大片，“龙口夺粮”靠的是旱作农业技术。我国有近一半的耕地在非灌区，由于资源性缺水严重，西北旱作农业区饱受干旱困扰。但该区域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而且，降水期和秋粮作物生长期同步，适宜采用旱作技术发展玉米、马铃薯等。以覆膜双垄沟播技术为代表，西北旱作农业的潜力得以充分挖掘，打造了我国粮食生产新的增长极。

病虫害是粮食增产的克星，“虫口夺粮”则要靠现代植保技术。如果没有过硬的植保技术，迁飞性的草地贪夜蛾会让所过之处玉米几近绝产；稻瘟病可引起水稻大幅度减产40%以上。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王振营说，我国在病虫害防控方面经验丰富，有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专业的统防统治队伍、实用的各类植保器械，有效减少了病虫害可能带来的损失。以今年为例，全国小麦赤霉病防控面积同比增加28%，发病面积同比减少68%，为小麦增产赢得了主动。

农机是农业科技的物质载体。2019年6月，河北邢台清河县小麦开镰，400多台联合收割机在不同区域展开作业。据了解，全县共播种小麦29万亩，一周时间即可收获完毕。

 ↑科技为农业生产带来变革。图为山东省高青县稻香农机合作社正在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乔金亮摄）

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和使用大国，拖拉机和收获机数量遥遥领先。近年的“三夏”，全国有1万多个农机作业服务队抢收抢种。如果天气晴好，全国3.4亿亩冬小麦只需两周就能基本收完。如今，带有计亩测产功能的无人驾驶收割机、带有漏播监控功能的高速玉米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越来越多地应用。

先进技术在广阔田野发挥作用靠的是大力推广，“藏粮于技”。据测算，在生产条件相同、投入不增加的情况下，仅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户率，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便可在10%以上。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说，“藏粮于技”既要“顶天”，注重科研成果的创新；也要“立地”，把先进技术推广到户。围绕农民需求，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推动将专家的试验产量变成农民的大田产量。

依托农业科技，在增产的同时，农业绿色发展有了新进展，农业资源利用的强度降下来了，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趋势缓下来了。

国家重视“三农”投入，方能确保产区“粮仓”安稳

2018年9月25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刚过，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黑龙江农垦考察。他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这八个字，字字千钧，体现着我们党对国情农情的深刻洞察。这个拥有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即使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依然对粮食和农业高度重视，依然将“三农”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中央始终对粮食安全有清醒认识：粮食安全历来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之务。

世界上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是能确保自己粮食安全的国家。

决不能因为当前粮食供求宽裕，就简单地认为今后粮食安全可以高枕无忧；

决不能因为国际市场粮价一时便宜，就简单地以为可以靠买粮吃过日子；

决不能因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简单地压缩粮食生产。

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时刻绷紧。

粮食生产天然是弱质产业，需要国家的投入和保护。要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保护粮食主产区积极性，重视对农业的物质投入，重视对耕地的红线保护。

党中央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在中央统筹下，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在全国划定15.46亿亩永久性基本农田，10.16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并实施特殊保护。守好农业“两区”，可保障中国人95%的口粮、90%的谷物、60%的糖料蔗等，就稳住了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本盘。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国耕地中有70%左右的中低产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力求实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截至2018年，全国已建成6.4亿亩高标准农田。按照规划，到2020年要确保建成8亿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

↑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建成6.4亿亩旱能灌、涝能排的优质良田，图为国家南繁科研基地的一处高标准农田。（乔金亮摄）

 稳粮稳农民，要稳住农民种粮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种粮也讲究效益，影响其种粮意愿的主要是价格。1994年至2003年，国家两次大幅提高粮食定购价格。2004年以来，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充分发挥价格作用。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不断改进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政策，推动建立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机制，稳定种粮收益预期，不让种粮农民吃亏。

抓粮抓“粮仓”，要抓好主产区积极性。全国超10亿斤的产粮大县有400多个，产量占全国的54%。但产粮大县往往是财政穷县。如何激发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2009年开始，国家逐步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还推进包括常规产粮大县、超级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商品粮大省、制种大县五方面的综合奖励政策体系，奖励资金由2005年的5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28亿元，稳住主产区“粮仓”，不让种粮大县吃亏。

有了稳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有了稳定的种粮队伍，有了真金白银的基础投入，大国粮仓根基十足。

目前，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超过68%，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8%，意味着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已基本成为历史；

农田有效灌溉系数超过53%，一半以上的农田旱涝保收，意味着“靠天吃饭”正得到改变；

全国农药使用量连续多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已实现零增长，粮食生产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

改革与时俱进，机制创新为种粮人减负

中国农业博物馆四号展厅，有一尊三足青铜圆鼎，一米高的鼎上铭记了历代田赋变迁。这尊“告别田赋鼎”是河北灵寿县农民王三妮2006年铸造的，就在这一年，中国实行2600年“皇粮国税”的历史宣告终结。曾经是“种田交粮，天经地义”，而当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甩开包袱的种粮农民，从此阔步前行。

新中国粮食发展史也是农村改革史。

一枚1981年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如今在收藏品市场上可以卖到几百元，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有多重要。那个年代，没有方寸大小的粮票，有钱也买不到粮。1955年，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各地发行使用。作为计划经济的特征，在使用票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年代，不仅粮食、食用油，甚至买糖、蛋糕、肉、鱼等都必须使用票证。

改革开放后，经营制度的调整对于生产力、土地产出的促进作用始于小岗村。“过去一大二公影响了农民投工投劳，而大包干让土地释放出了增产潜力。”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所研究员刘合光分析说，通过家庭承包使得农业生产中高昂的监督成本内部化，重构了农业生产的微观组织基础，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农业生产力，很快解决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短缺问题。

“菜篮子”“米袋子”，都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中国的改革丰富了人们的饭碗和餐桌。今天，站在北京郊区日吞吐3.6万吨蔬菜水果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大门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这里已是亚洲最大的蔬菜水果交易市场，而1985年它还只是新发地村的“土市场”，几辆三轮板床就是货架。新发地市场创始人张玉玺回忆说，1985年，北京放开了肉、蛋、菜等5种农产品的价格，同时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新发地村的菜农们开始在村口摆摊卖菜。

↑如今的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满足了人们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图为海南省三亚市第一集贸市场的一角。（乔金亮摄）

随着农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让曾经紧俏的粮票风光不再。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已经实行32年之久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进行改革。从此粮油等农产品由统购统销转向价格“双轨制”。1992年10月，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1993年，北京市宣布取消粮票。至此，粮票彻底退出流通，定额定量供应的计划配给制成为历史。市场化改革解除了计划经济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从1993年至1998年，粮食产量连续跨越了几个台阶。

粮食产量稳步提升，国家对农村税费和农业补贴的改革紧锣密鼓。取消农业税，意味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开始从“取”到“予”的转折。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回忆说，2004年起，国家对种粮农民开始粮食直补，同年启动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陆续增设了农资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这构成了中央财政支农四项补贴。到2013年，农业“四补贴”达1700亿元，10年间提高了11倍。据专家测算，如按“四补贴”资金计，农民平均每生产1斤粮食，国家补贴达0.14元。

机制创新始终伴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进程。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种粮农民呈现老龄化和兼业化，农村留守的多是老人、妇女，小孩，农村种田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人称“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谁来种地”成为粮食生产必须直面的问题，也需要经营体系相应作出调整。2014年，中央提出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2016年，中央又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

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农民合作社日渐成为提高粮食产能的有效途径。江西省定南县岭北镇大屋村种粮大户李金明就尝到了合作种粮的甜头。他联手村里的6位种粮大户，成立了乐丰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统一良种、技术、机收和销售，节本增效明显，社员年纯收入较之前增加了20%以上。对社员来说，合作经营不仅产量得以提高，就连市场话语权也变强了。

目前，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217.3万家，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近60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36.9万个，土地经营权流转比例达36.5%。如今，逐步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复合型农业经营体系。当有能力有意愿务农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谁来种地”在农业经营体系改革中找到了答案。

食物极大丰富，确保粮食安全才能安天下稳民心

纵观全球，一个国家的农业形态如中国这般丰富的并不多，从南方双季稻种植区到北方农牧交错带，从内湖的大水面养殖到深远海的海洋牧场，从西南的高原农业到西北的旱作农业……多元农业形态、多样农业资源，保障了“米袋子”“菜篮子”产品的丰富。

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近年来各地树立大粮食观、大农业观，面向整个国土空间挖掘各种资源潜力，建立多元化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障体系。

 在种植业内部，合理配置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鼓励适宜地区增加饲草料、小杂粮、特色林果的供给；在种植业外部，创新认识，“主产区调出原粮是贡献，调出肉蛋奶、调出加工食品同样也是贡献”。

在高精度卫星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山东寿光每个蔬菜大棚的位置。从小土棚，到下挖式卷帘棚，到无立柱钢结构大棚，再到物联网云棚，当地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了第七代。有了大棚蔬菜，人们享用的蔬菜品种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多。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仅有设施蔬菜面积4万亩、人均占有量0.4斤；2018年，设施蔬菜面积达5800多万亩、人均占有量360斤。我国蔬菜总产量、人均占有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规模以上蔬菜生产国的第一位。

水产业也是我国的优势产业。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产量突破5000万吨，占全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60%以上。同是地处东亚，中国和印度人口接近，但中国的水产品消费量是印度的12倍——尽管印度的地理条件更理想，位于渔业资源丰富的热带，两面围绕着温暖的海洋。在中国人每年消费的6500万吨水产品里，1500万吨来自捕捞，其余来自养殖。

有鱼吃、有菜吃、有肉吃，有人也许会有疑问，既然食物已经极大丰富，为何还强调粮食？相比其他农产品，粮食的种植适宜性较大、贮存时间较长、大规模远程运输难度较小，是最适宜作为国家战略储备资源的食物。更重要的是，粮食在生物链中处于底层，肉、蛋、奶、油脂等均由其转化而来。从贸易角度看，目前全球粮食的可贸易量约6000亿斤，不到我国消费量的一半；大米贸易量约700亿斤，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4。可见，无论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国际形势如何发展，始终要抓好粮食这一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美食需求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得到满足。一位院士说，“过去，我们是单以产量论英雄，谁能育出高产品种、谁能拿出增产措施，谁就是英雄；现在，导向在变化，以产量、品质、效益综合论英雄。”如今的不少品牌农产品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了解包括种植信息、生长期、施肥次数、喷药情况等。通过不断完善农业全产业链，加以信息化的追溯手段，各生产主体努力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营养。

相对于一些国家通常只注重粮食生产的做法，中国强调要同时加强粮食生产、储备、流通三大能力建设，这是对大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重大创新。如今，11个部委积极配合，产区销区通力合作，农区牧区齐心协力，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从“单一安全”向“全链条安全”，从“产量安全”向“生态安全”，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近年来，山东省高青县实现粮食连年丰收，金灿灿的玉米映照着农民喜悦的笑脸。（乔金亮摄）

不仅让14亿人吃饱吃好，还参与解决世界粮食问题

在成功让人类五分之一以上人口吃得饱吃得好的同时，中国没有忘记世界。目前，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人数约8亿人，世界上仍有37个国家需要粮食援助。发端于20多年前的“布朗之问”，曾在国际上形成“中国抢粮论”。事实给了这一谬论坚决的回击。2006年起，中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中国还为世界解决粮食问题贡献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技术”。

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爆发，国际粮价暴涨超过45%，全球粮食储存跌至30年的最低点。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和95%的粮食自给率，从容地应对了国际粮价波动，保持了粮食供应的稳定。在当时和随后的一段时期，中国力保国内粮价稳定，为世界粮价企稳做出突出贡献。事实证明，中国没有对世界粮食市场形成冲击，也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需求形成竞争威胁。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中国粮食技术正在走进沿线粮食短缺国家，助力他们生产出更多粮食。派出人员最多的中国—尼日利亚南南合作项目，被誉为全球农业南南合作的样板。尼日利亚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奥杜·奥贝赫来华时曾高兴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在中国的支持下，我们农业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在已经是非洲最大的水稻和玉米生产国。相比以前，大米进口降低了90%。”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也产生了很好的外溢效应。近年来，我国在全球近100个国家建立了农技示范中心、农技实验站和推广站，先后派遣农业专家数万人次，帮助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粮食技术人员。

2018年11月，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论坛期间，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40年，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南南合作，已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加强南南合作的最大贡献者。作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消除贫困和饥饿方面有不少经验可以共享。在农作物种植、灌溉及水产养殖、农业机械化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援助。

超级杂交稻是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突出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有一个杂交稻全球梦，“全世界有22.5亿亩水稻，如果有一半种上杂交稻，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4.5亿人”。如今，超级稻占国内水稻总种植面积的三成，比其他品种亩均增产137.6斤，在印度、越南等国家推广达9000多万亩，平均亩产比当地优良品种高266斤。不久前，袁隆平团队在阿联酋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稻获得成功。未来，水稻有望覆盖阿联酋10%以上国土面积，不但能提升其粮食自给能力，而且有望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外国专家表示，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问题提供了可复制方案。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大卫·比斯利认为，世界上70%的粮食都是小农户生产的。来自中国的经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展示了怎样发展农业，这些小农户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关键。国际农发基金总裁吉尔伯特·洪博表示，中国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仅关注生产力，还关注能源、水利以及运输、道路等基础设施，切实改善小农户的生产环境。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进入新时代，我们在解决近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上不断书写鸿篇、创造历史，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粮食安全发展之路。未来，中国人的饭碗将端得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