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超】祖籍广东省揭西县，1937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
1956年夏回国，考取天津南开中学。
1959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就读于俄语系。
1964年进入外交部，同年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开始其外交生涯。曾先后三次赴苏工作近十年之久，期间一任为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
1980年代末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
1990年代初，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
1995年调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1998年起，任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分别是香港、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
曾担任过多项社会职务：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法人代表，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会长，外交学院顾问，中国侨联顾问，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
现任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轮值主席。
张伟超第二次到苏联工作是1978年至1983年。这期间，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经济缓慢复苏，苏联却以较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超级大国，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互相争霸，而中苏仍继续对抗，后期有所缓和。
张伟超在使馆研究室工作，负责双边关系和苏联对外关系，主要任务是分析中苏关系和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他每天要阅读大量的报刊、杂志，要看电视、听广播，要参加外国驻莫斯科使团的活动，和外国的外交官交流对苏联各方面政策的看法，还要外出听专家、学者有关中苏关系、苏美关系的一些讲座，从获取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写成调研报告，供使馆领导及国内有关部门参阅。紧张的工作锻炼了他的机敏和才干，养成了他严谨、警觉、沉着的工作作风。
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每天上午要给大使和使馆其他领导读报。每天早上一起来，尽量将已经收到的报纸浏览一遍，早饭以后的一小时之内就要把所有当天的俄文报纸、杂志看完，把涉及中苏关系和苏联对外关系方面的情况，重要的文章观点，归纳分类，做个简要的汇报。看起来这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性工作，实际不然。如果你对中苏关系，对苏联的整体外交情况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就抓不住要点，抓不住重点。如果语言不过关，那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南开中学时光
5年中，张伟超经历大三角关系重大事件有：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美建交、苏联入侵阿富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苏共一把手相继去世及中国派出副总理级代表团前往吊唁的“丧礼外交”，双方隔空传话“改善关系”，第一次中苏副外长级磋商……
“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也经历过。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彻夜不眠在观察苏联的动向。24小时内连续向国内发出十几份紧急电报，报告前方的情况和使馆的判断。”张伟超说。
5年间，张伟超由使馆三等秘书提升为一等秘书，连升两级。
由于成绩突出，他1983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参赞兼苏联处处长。他随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磋商。在一次次的交锋谈判中，张伟超学到了运筹帷幄的谈判知识，逐渐成长为一名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
1964年冬，北外校友摄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正门口
谈起这段经历，张伟超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史料：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是五十年代苏联派到中国来的专家组组长，总顾问，曾帮助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跟周恩来总理、李先念、陈云、薄一波等都是老朋友，可以不用请示就到我们领导人办公室谈事情。阿尔希波夫在华工作期间同中国各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由于苏联政府作出了撤回专家的决定，他不得不离开中国。据说他离开北京时，周恩来总理派人将北京烤鸭装在大冰壶里送给他带回去，令他十分感动。
“苏联政府可能考虑到阿尔希波夫特殊的身份，在苏中关系有所缓和的情况下，1984年12月派他访问中国。阿尔希波夫到北京，除了见赵紫阳（赵当时是总理）外，还分别见了陈云、彭真。老友重逢，分外激动。我当时是苏欧司苏联处处长，参与接待。陈云跟阿尔希波夫见面，两人拥抱在一起，在那儿转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陈云坐下来开始讲话，除了欢迎叙旧之类，还表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中方立场。陈云特别有意思，把官方的立场讲完了以后，说：好了，官话讲完了，下面我再讲几句。中苏关系正常化，要消除三大障碍，一时谈不拢的先挂起来也可以。
“此后，就有了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团对阿尔希波夫的回访。我作为代表团的随员陪同访问。姚依林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同各方面的人士进行了接触，参观了宇航员训练中心。回程经过新西伯利亚，还参观了一些工厂和科研机构。临上飞机前，我们去食品店买咸鱼干，服务员得知我们是来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代表团，硬是不收钱。这使我感受到，中苏友好是多么深入人心。”
1994年，在美国佛特蒙州与戈尔副总统会面
1989年，张伟超结束了在泰国的三年外交生涯赴列宁格勒履新。这是他第三次到苏联工作，是三进宫。他虽然不是第一次到访列宁格勒，但是作为总领事要在这里长驻，还是第一次。
列宁格勒跟列宁的名字连在一起，跟十月革命连在一起，又跟彼得大帝联系在一起。这个城市有三个名字：1712年彼得大帝建都在这里，那时候叫圣彼得堡；彼得大帝逝世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圣彼得堡改成彼得格勒（意为彼得城）；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迁都莫斯科，苏联人为纪念列宁将彼得格勒易名列宁格勒；苏联解体以后，列宁格勒又恢复叫圣彼得堡，回到第一个名字。
2004年3月7日，全国政协十届三次大会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贾庆林主席参加联组讨论时与张伟超亲切握手
列宁格勒建立在涅瓦河口两岸和三角洲的近百个岛屿上，由400多座桥梁串连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人称“北方威尼斯”。它的建筑风格有法式、意大利式、西班牙式，异彩纷呈，每一栋建筑都是一个艺术品。城里宫殿很多，有冬宫、夏宫、叶卡婕琳娜行宫、斯摩尔尼宫等。其中，冬宫是沙皇的住所。斯摩尔尼宫是当地名胜，十月革命的司令部所在地。1917年11月，列宁在斯摩尔尼宫指挥武装起义，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向冬宫开炮，象征十月革命的胜利。
列宁格勒是一个英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围困列宁格勒900天，企图突破这一防线，长驱直入威逼莫斯科。但是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用鲜血保卫了这座城市，几十万军民在这场保卫战当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列宁格勒这座城市又是跟保卫苏维埃政权、打败法西斯联系在一起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有不少外国的总领馆、领事馆，苏联外交部派有代表常驻列宁格勒，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2015年3月27日，张伟超在一路一带·友好合作暨中国企业投资印尼研讨会上演讲
张伟超在列宁格勒期间，正是苏联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和剧烈动荡的时期。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行了“新思维”路线，给人民的思想造成混乱，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西方势力也加紧了对苏联的渗透。到了1990、1991年，各地游行集会此起彼伏。在列宁格勒冬宫广场，群众聚会慷慨激昂，各种政治派别粉墨登场，苏联面临着瓦解的危机。列宁格勒共产党的市长被迫下台，换成一个无党派的市长叫索布恰克。他是犹太族，原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我们有过交往。他就任市长后，跟中国总领馆保持联系，对中国是友好的。张伟超曾经安排他访问中国，但是他因为刚就任，百废待兴，于是派他的夫人跟一些随员到中国，到北京和上海等地参观访问。市长夫人回去以后，对中国印象很好，对丈夫说：“列宁格勒改革不用去费什么脑筋，把中国的改革经验好好学习就行了。”
张伟超在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庆祝建军八十五周年联欢会上发言
张伟超在列宁格勒工作两年期间，接待了三个国内高级访问团：先是杨尚昆主席过境，随之是李鹏总理，之后是江泽民总书记到访，总领馆的同志感到非常的光荣。列宁格勒官方和市民也感到很荣幸，说中国领导人这么重视列宁格勒，他们觉得很自豪。在私底下，列宁格勒人爱说：“列宁格勒虽不是首都，但也不是老二。”三批高级访问团的到访，对总领馆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同时压力也很大。如何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访问能够顺利成功，确保代表团的绝对安全是全体馆员，当然也是外交部，安全警卫部门全体人员的首要任务。“把代表团送上飞机，目送专机飞上蓝天，飞向北京，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张说：“我记得在列宁格勒机场，我们和苏方人员一块进餐，祝贺中国代表团访问成功，祝贺我们的工作圆满完成任务。那次我喝伏特加（类似二锅头），我第一次喝多了，感觉脚踩棉花似的。因为太兴奋，感到一副重担落地了，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和苏方人员一起，开怀畅饮。”
江泽民总书记是应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邀请，于1991年5月访问莫斯科后抵达列宁格勒的。当晚，列宁格勒市政府为江泽民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张伟超担心非苏共的市长索布恰克会不会在宴会上发表一些中方不中听的言论，但经过研究后觉得，这种情况不大会出现。果然，那天晚上参加晚宴的是清一色的苏共党员。市长索布恰克致欢迎辞，也都讲中方完全能接受以及爱听的内容，张伟超才松了一口气。由于跟市长有比较多的联系，相互之间比较了解，索布恰克市长见到江泽民主席的时候，还特别赞扬了张伟超总领事，说他在列宁格勒工作如何的好。
1991年夏天，张调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在告别宴会上，索布恰克抢着话筒，发表了长篇热情的讲话，赞扬苏中关系，赞扬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馆和市政府的关系，赞扬张本人在这个岗位上所作出的贡献。这在外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告别宴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这时的苏联已是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尽管已经看到了苏联的颓势，张伟超还是没有料到，在他1991年6月离开列宁格勒仅两个月，就发生震惊世界的“8·19”事件，这座红色帝国“大厦”就轰然倾倒，曾经和美国争霸世界，拥有15个加盟共和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解体，东欧也发生了巨变。身临其境经历了这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伟超所感受到的，是更加明确的结论：一个国家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有政治社会的稳固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正确政治路线。他感慨地说：“我成了苏联从兴到衰的目击者和见证人。看到这些，我十分庆幸我们国家有总设计师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把中国引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